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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综述

时间:2012/12/14 22:13:06  作者:  来源:  查看:1208  评论:0
内容摘要:    一、国外研究现状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独有的社会现象,西方国家从未经历过, 因此国外的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和人口学等诸多理论都无法提供解释农...

    一、国外研究现状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独有的社会现象,西方国家从未经历过, 因此国外的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和人口学等诸多理论都无法提供解释农民 工市民化的相关理论。但是,围绕城乡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规律问题,国外 学界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对于理解我国农村人口流动以及乡城迁移的动因 和规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诺贝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存在城乡“二 兀经济结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过剩的劳动力,在收入差距的巨大引力下向现 代工业部门转移,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 (1970)在刘易斯二兀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迁移预期收入理论,提出发展中 国家应通过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就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缩小城乡差距, 最终实现二兀结构向一兀结构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末,博格的“推一拉”理 论则提出全新的观点,他认为人口流动是流出地“推力”和流入地“拉力”共 同作用的结果,劳动者基于对流出地与流入地两地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多寡 大小的比较,以及在流动后的正负效益的利弊得失的权衡,做出是否迁移的抉 择。1966年,美国学者伊沃里特·S·李对人口迁移活动进行了量化研究和分析, 认为人类的迁移活动受出发地因素、目的地因素、中介障碍因素及迁移者自身 因素的影响,即迁移行为是包含社区环境函数和个人特征函数的复合函数,劳 动力的城乡迁移就是这四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也引起国外相关研究机构和诸 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世界银行(1996)用1978-1995年间的数据,估计了劳动 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制度主义认 为,制度结构是影响行动者行动选择及其结果的核心变量,也是特定社会发展 过程的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制度结构的特定属性决定了各种社会资源、机会与 权力的分配格局与配置方向(诺斯,1993;柯武刚、史漫飞,2003)。因此,也 有学者从制度视角入手分析我国城市化问题。Henderson(2000)在估计出城市 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后,根据中国各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得出大部分城 市都没达到最优规模的结论,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户籍制度造成的,并目‘计算 出那些在最优规模50%以下的城市如果达到了最优规模,其劳动生产率将会提 高40%。在此基础上,世界银行(2005)以2001年为基期,模拟取消户籍制度后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果显示,1%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将使 GDP增长0.7%~10%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将使GDP增长64%,这说 明体制开放化将有利于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虽然上述理论和研究的综合, 对国外无体制约束的乡城劳动力流动与人口城市化给子了一定的解释,并目‘对 理解我国农村劳动力城市迁移提供相当大的启发,但是它们都无法有效解释我 国的“农民工”现象,对农民工进城之后,如何融入城市社会、进I fIJ实现 市民化的问题没有深入的探讨。这激发我们更加深入思考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 殊背景下,积极探寻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本质因素及其改善现状的路径选择和 政策制定。

     二、国内研究现状

     城市化进程下的农民工问题已受到国内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基于发展 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对农民工 市民化与城市化互动机制以及我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现状和困境进行深入 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和政策建议。本论文的研究侧重点在于考察和分 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壁垒,并提供促进农民迁居城市和融入城市的激励 机制和路径选择。因此,将重点对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制度研究进行梳理和阐 述。 

    我国经济学家基于制度视角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有着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 究,认可我国独特的社会体制结构、相关的制度安排以及具体的制度实践是决 定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本性因素。就整个农民工群体来说,其发展进程是一个 非农化、城市化、市民化与城市性不均衡发展的历史过程(刘小年,2009)。中 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是中国社会体制或者说宏观制度结构的主要特征, 虽然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兀社会结构出现了松动,但是户籍制度和建立在户籍 制度基础上的城市劳动就业、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仍然存在。陆铭、陈钊(2010) 通过研究发现,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手段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新移民难以融 入城市的制度壁垒,也是造成中国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根本原因。这种 社会体制结构改革的不彻底性,继续制约着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换。 市民身份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关键在于制度的关联性。与基于户籍的身份 制度相联系的是一系列的资源分配制度,如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文化教 育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在二兀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在职业上是工人,身 份上却又是农民工。这种职业与户籍的矛后使得他们在自身权益的维护上处于 弱势地位,无法融入城市社会Ifn被边缘化为弱势群体。当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 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等五大保险时,农民工却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项 继权,2007)。于是,基于身份制度上的区别与排斥,中国的农民工也被排除在 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之外,成为体制之外的边缘群体(黄永红,2010:朱杰堂, 2010)。马雪松(2007)认为,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兀体制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核 心,以控制农民流动为主的土地、就业、教育、社保等制度为体系的阻滞农民 工角色转变的制度“网络”。蔡防(2010)则认为,未来深度城市化战略的重心是 让新老居民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 

    制度因素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限制作用,除了宏观体制、具体制度的结 构性限制外,还体现在制度失效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土满四、熊巍俊   02005)通过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 的原因,认为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出于制度变迁成本及未来风险的考虑,对 相关制度供给和实施存在严重的滞后和不足。张国胜(2008)认为,农民工市 民化的最终实现,创新制度,消除制度障碍外,更要加强相关投入力度,切实 解决社会保障权益及公共服系完善所需的资金需要,社会成本问题是阻滞城市 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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